1925年12月30日凌晨，廊坊火车站风雪交加，一列从北京开往天津的专列被强行截停深圳股票配资平台，国民军第五师师长张之江的参谋长手持名片登车，请车上的“专使”下车面谈。
穿着睡衣的徐树铮刚踏上站台，就被士兵架下车厢，拖入军营，几声枪响后，这位曾以八千精兵收复外蒙古的皖系悍将，倒在了血泊中，终年46岁。
执行这场暗杀的张之江，七年前也曾在天津中州会馆目睹过类似的场景——那时是徐树铮枪杀了冯玉祥的恩公陆建章。
历史在这里形成了一个血腥的闭环，而张之江，正是冯玉祥递刀的那个人。
要读懂西北军，绕不开张之江。这个1882年生于河北盐山的农家子弟，原本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秀才，却因替当里长的父亲凑不齐征兵人头，一咬牙脱了长衫去当兵。
在东三省讲武堂，他遇到了同年同月生的冯玉祥。光绪末年，两人在北洋新军第1混成协、第20镇共事，冯玉祥当步兵营连长、营长，张之江当骑兵营排长。
冯玉祥搞“武学研究会”作为反清掩护，张之江是核心骨干；1911年滦州起义失败，两人一起被解职，冯玉祥靠姑父陆建章提携，两年内从营长升为旅长，张之江没靠山，在老上级张绍曾手下混了几年仍只是个上尉。
1914年，他转而投靠冯玉祥，从16混成旅的上尉参谋做起，短短几年，从骑兵营长、团长、旅长一路升到师长，成为冯玉祥前期两大主要助手之一，冯的天下，实打实有一半是他打下来的。
1924年北京政变后，张之江升任察哈尔都统，成为西北军首位主政一方的大员。
他上任时，张家口正被哗变兵痞烧杀抢掠，张之江摆下一场鸿门宴，请这些军官吃饭，酒过三巡摔杯为号，伏兵四起，将人拉到清水河滩当场处决。
这一手霹雳手段震慑了察哈尔。他在任上还做了几件实事：清理洪水过后的泥沙，在通桥旧址修建清河桥（原大铁桥），又沿着清水河西面修筑长青路，路旁栽满杨树槐树，开创了张家口现代道路建设的先河。当地史料记载，他在“处境艰难，部队粮饷无着”时，仍节省款项用于地方建设，百姓对他评价不错。
但张之江在西北军的真正角色，远不止一个察哈尔都统。
他是公认的“二号人物”，五虎将之首，军中尊称“大主教”。这个称呼透着股怪味——冯玉祥被称为“基督将军”，但冯的基督教更多是治军工具；张之江却是真信。他自费精印新旧约圣经一万部，分赠军中同志，修造大教堂，每逢礼拜日宣道，实行“军教主义”，臂章上写“真救国、真爱民”。
1925年攻打天津时，他每日祈祷上帝让战事获胜；李景林败退后，他又祷告感谢上帝庇佑。1926年代理西北军总司令，面对张作霖、吴佩孚的联合进攻，他居然集合干部学校和督办公署卫队祷告：“主啊，愿我主赐给他们智慧，让他们回头登岸……”这种操作在刀口舔血的军阀混战中显得格格不入，却也暴露了他骨子里的书生底色。
1926年冯玉祥通电下野赴苏考察，把西北军交给了张之江。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权力交接，而是把一盘最烫手的山芋塞到了他手里。当时西北军三面受敌，南边吴佩孚，东边张作霖，西边阎锡山，三路大军像铁桶一样围过来，部队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。张之江临危受命，在南口构筑防线，死守四个月，用血肉之躯和大刀片硬扛直奉联军的飞机大炮，为西北军主力向陕西转移争取了活路。
但这场仗也把他彻底打废了——不是枪伤，是心力交瘁引发的中风。更致命的是，他根本驾驭不了那帮骄兵悍将。韩复榘、石友三等人根本不服从他的指挥，在南口大战失利后，韩、石二人直接投靠了阎锡山。张之江在西北军中的威望，仅限于“元老”和“老好人”的层面，而非令行禁止的统帅。
这里必须直面一个争议：张之江的“忠心耿耿”与“能力有限”是西北军内部的共识。冯玉祥对他的态度极其复杂。一方面，冯把张视为绝对心腹，代理总司令这样的位置给了张之江；另一方面，冯玉祥以家长自居，对张之江的管束近乎羞辱。
据亲历者回忆，冯玉祥在大庭广众之下严厉处罚高级将领是常态，鹿钟麟、刘郁芬都曾当众被罚跪，张之江也不例外。
有一次冯玉祥探知张之江宠幸姬妾，而元配夫人终日以萝卜下饭，竟在朝会上令张之江罚跪大操场。
更早的时候，张之江任第七旅旅长驻军通州，冯玉祥邀黄膺白去讲演，黄提前一小时到旅部，撞见张之江跪在电话机前，一语不发，不敢起迎。
这种“君臣关系”在民国军阀中极为罕见，张之江比冯玉祥还大一岁，在帮会组织中辈分也高过冯，却甘受如此待遇，足见其对冯的依附之深。
但张之江并非没有污点。
1925年截杀徐树铮，是他手上最血腥的一笔。冯玉祥为报陆建章之仇，密令鹿钟麟处置徐树铮，鹿钟麟转达给张之江执行。
张之江起初称“此事重大，不宜鲁莽”，但在“这是命令”的强硬回复下，还是照办了。事后冯玉祥把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接到廊坊，伪装成“为父报仇”，但各大报纸很快披露了真相。
1945年，徐树铮之子徐道邻以杀人罪起诉冯玉祥和张之江，法院以追诉期已过为由拒绝受理。张之江晚年登报声明，声称自己“并不曾参与此事”，但历史档案和多方口述都指向他是直接执行者。这一事件，让张之江从“儒将”的形象上沾上了军阀政治暗杀的污迹。
1926年南口战败、冯玉祥五原誓师后，张之江因中风退居二线，从此再未掌握实权。
1927年冯玉祥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，张之江只捞到一个特别党部特别委员的虚职；1928年他定居南京，任国民政府委员、军事委员会委员，实际上成了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联络人。
蒋介石对他既用且防，1930年中原大战，张之江没有跟着冯玉祥反蒋，而是以身体不好为由去日本治病，这种“不掺和”的态度让他保住了位置，却也彻底断绝了与西北军旧部的联系。
蒋介石后来派他当全国禁烟委员会委员长，他在南京下关码头亲自焚毁四川省主席杨森运输的五百吨鸦片，被称为“第二个林则徐”；又任江苏绥靖督办，抓捕青帮头目季公甫、高永贵并正法，得罪了一大批权贵。这些举动说明张之江身上有股“轴”劲，认死理，不懂圆融，这在官场是要命的缺点。
1938年台儿庄战役，李宗仁聘他为第五战区高级顾问，正是因为参战的孙连仲、张自忠、庞炳勋等部多是西北军旧部，张之江便于协调。
他建议李宗仁发挥西北军近战夜战特长，组织大规模夜袭，用手榴弹和大刀砍日军，这个建议被采纳，为台儿庄大捷出了力。
但抗战期间他在国民参政会上大谈国术，被舆论界批评为“时代的落伍者”，这倒也不冤——一个曾经手握重兵的将领，此时除了武术，确实拿不出更能影响战局的东西了。
张之江晚年的人生转折，是1928年创办中央国术馆。他规定西北军须通过练拳、劈刀、刺枪、体操四项科目，1936年亲率武术队参加柏林奥运会，让西方第一次见识了中国武术，获得奥运会五环纪念章。这个成就让他被誉为“中国国术走向国际体坛第一人”，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，他已经彻底退出了军政核心圈。
1949年他选择留在大陆，毛泽东曾亲笔致信：“先生热忱爱国，如有所见，尚望随时赐教。”他后来任全国政协委员、民革中央委员，1966年病逝。
西北军大佬们怎么看他？
冯玉祥的评价最精准：“饿死不作声的要数张之江。”这句话既夸他能与士兵同甘共苦，也暗指他性格隐忍、不善张扬。
鹿钟麟、宋哲元等人对他保持尊重，但未必信服——1926年南口之战，宋哲元任西路总司令，与张之江、鹿钟麟共同御敌，三人“运筹帷幄使国民军得以存续”，但宋哲元后来成为西北军残部领袖，而张之江只能去南京当闲职，足见在西北军新生代将领眼中，张之江已不具备统帅的号召力。韩复榘、石友三等人更是直接以行动表达了不服：你张之江算老几？冯玉祥不在，我们就投阎锡山。
张之江的真实面目，其实是一个被时代错配了的人。
他有秀才的底子，军人的勇悍，基督徒的虔诚，却没有乱世枭雄的权谋与铁腕。他能替冯玉祥杀人，能替察哈尔百姓修桥，却管不住一群各怀鬼胎的骄兵悍将。他与冯玉祥的关系，说是君臣太过，说是兄弟又不对，更像是一种封建人身依附——冯玉祥需要他的忠诚和执行力，他也需要冯玉祥这个平台来实现价值。一旦冯玉祥这个核心缺席，张之江的短板就暴露无遗：他压不住场子。
历史没有给他更多机会。
中风之后，他从“西北军二号人物”变成了“国术馆长”，这个落差本身，就是对他军政能力的残酷评价。但他晚年搞武术、留大陆、受毛泽东礼遇，又说明这个人身上确有超越军阀习气的朴素家国情怀。张之江不是枭雄，不是庸才，而是一个在乱世中努力守住底线的旧式军人——守住了，也守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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